材料一
汉代的体育活动根植于汉代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汉初，各家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发展。70多年后，“射、御、数”的体育教育被从“六艺”中剔除，竞争性和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也逐渐变成了传习封建礼节、宣传封建道德的手段。东汉时期，更多的人追求“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所以，这时的体育活动特别注意保健和强身功能。当时，讲求呼吸守意的习禅方法与养生健体相互结合，也为体育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英国是现代竞技体育的发源地，足球、拳击、橄榄球、高尔夫球、保龄球和部分水上项目基本上都起源于英国贵族们热衷的“户外运动”。它在18世纪到19世纪首先完成了竞技体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迅速演变成了有组织、有规则、商业化、职业化为总体特征的现代体育运动，由此创造了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体育形态，对现代竞技体育具有改革性的国际影响力。现代竞技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特定的时期以一种特定的形态呈现，与英国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经验主义理性传统和注重绅士风度的文化传统为现代竞技体育的起源提供了文化土壤，造就了现代竞技体育理性化、科学化、规范化和追求公平竞争的文化先进性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竞技体育的区别所在，也是其能够向世界范围传播开来的内源性动力。
——甄嫒圆、缪佳《论英国文化传统对现代竞技体育的影响》
材料三
延安军民自力更生办体育，一方面结合军事训练开展射击、刺杀、投掷、越障碍、跑步等活动，另一方面开展各种球类、体操等体育项目，把适当的生产运动体育化，把大众习作的东西体育化。1942年，李富春在《新华日报》上指出：每个人都要有能锻炼身体的一种运动，要经常的进行……120师“战斗队”、抗大总校、“八办”等曾多次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开展体育活动。
——摘编自《延安体育之研究》
材料
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看似虚悬无薄，实则前进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导。中国是一个学术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学术分门别类，各致其精。如欲详述之，将数十百万言而不能尽。现在所讲的，只是思想转变的大略，及其和整个文化的关系。
西洋学术输入以来，中国人对其之态度，亦经数变。（一）其初是指采用西法者为用夷变夏，而极力加以排斥的。（二）继则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再进一步，就要打倒孔家店，指旧礼教为吃人，欢迎德谟克拉西先生、赛因斯先生，并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了。其实都不是这么一回事。现在文化前途的转变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并非一枝一节的问题。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完成于1939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将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期间，中国人向 “西洋学术”学习的态度，依照阶级变化划分历史阶段、说明各阶段的阶级属性，并选择其中一个阶段进行阐述。（要求：时间准确，理由充分，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19世纪上半叶， 美国领土不断向西扩张，北部的资本家同南部的奴隶主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西部土地和人口的斗争。到19世纪50年代，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斗争越来越激化，黑奴制成为斗争焦点。1860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林肯当选总统。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林肯签署了《没收法案》，决定将叛乱分子的奴隶作为财产没收并予以解放。为了扭转内战初期北方的失利，1863 年1月1日，林肯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最终通过了禁止奴隶在美国存在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修正案的通过表明，美国从法律上彻底埋葬奴隶制度。这一胜利和林肯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也是美国人民长期斗争的胜利。
——摘编自陈书明《林肯和黑奴制度》
材料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美两国政府被迫在印度到云南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战略物资转运的空中航线，主要由美国空运总队“租用”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行人员和部分军方人员共同承担这项任务。航线全长约800公里，沿线山地海拔在4.5～5千米之间，最高达7千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从1942年5月初到1945年底，援助中国的物资的81%是在“驼峰航线”上完成的。这条航线的开通，粉碎了日军的大规模封锁，对稳定亚洲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摘编自刘昕、陈媛《“驼峰航线”亲历者回忆“死亡航线”》
材料
“三钱”是对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三位著名科学家的美誉。钱学森生于1911年12月，于1955年10月历经艰辛回到祖国。钱伟长生于1912年10月，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主攻弹性力学，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钱三强生于1913年10月，是法国著名科学家小居里夫妇的高徒，在法国留学时就靠近党组织。1956年春天，“三钱”都被委任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重要成员。科学规划委员会是应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而生，任务是制定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钱学森是规划委员会综合组组长，钱伟长是综合组主要成员。钱三强当时正带领“热工实习团”在苏联学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技术。“三钱”的1956年，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一年。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十年”也由此开启。
——摘编自黄庆桥《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最是春风得意的1956》
